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实践一再证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重大原始创新突破是基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核心，产业强大是关键。科研强最终落脚在产业强，才能最终展现出强大的现实力量。

     科技成果转化的本质是知识和能力的转移与承接。科研成果到产业化中间存在着一条难于逾越的“死亡之谷”和“达尔文之海”，需要构建一个涵盖“人-机-料-法-环”各类要素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体系，以体系化的力量支撑科研成果源源不断地走向现实生产力。从实践经验来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起步较晚，相较于科研环节和产业环节完备的要素构成，在科技成果转化环节还存在诸多要素缺失。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呼唤符合成果转化自身特点的资金、平台、人才、机制等要素体系和创新网络生态。

    体制机制创新是关键，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的新型举国体制。试验开发是最接近产业化的研发环节，也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环节。但是关于试验开发由谁负责是一个难题。科学研究由国家财政资助，公共属性明显，产生的科研成果也属于公共资产，可以由政府用于开发“两弹一星”“嫦娥登月”“蛟龙入海”等公共产品的转化。但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关键在于开发面向经济主战场的产品，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性影响。企业是从事此类产品转化开发的最天然主体，而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对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开展非公共产品开发，涉及科研成果归属权和国有资产处置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急需推动科技创新改革向深水区迈进，对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给予进一步松绑，构建一套行政主导的科学研究与市场主导的试验开发相结合的转化体制，打通“国有”科研成果向“社会”“市场”转化的核心瓶颈。

    金融是血液与催化剂，打造长期耐心的资本体系。科技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大部分能够保障国家安全和科技自立自强的硬科技，如光刻机、芯片、新材料、可控核聚变、量子技术等，投入极大、周期极长、不确定性极高，坚持长期供给体系至关重要。而我国金融资本普遍短视，青睐于短周期、回报快的领域和相对成熟的科技创新中后期项目，那些具有先发优势、能够产生颠覆性突破的项目成果，很难获得金融资本的青睐和长期陪跑，使我国科研成果难于迈出走出实验室的“第一步”。因此，我国急需引导社会保险等长期耐心资本积极支持早期科技成果转化，为国家催化一批有核心绝活儿、引领全球发展的硬科技企业。

   平台是物质基础条件，搭建全链条的共性技术平台体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硬科技属性明显，对于高端设备与工艺平台需求较高，初创企业没有资金购买研发实验设备或搭建平台，往往在资金、产品周期等双重压力下无法迈过“死亡之谷”。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是将科学理论、论文、专利等一步步工程化、产业化的过程，经历应用分析与筛选、关键功能实验室验证、实验室原理样机、工程化验证、产业化量产等多个阶段，相应地需要概念验证中心、小试平台、中试平台、量产平台等支撑。现有基于国立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龙头等单一主体建设的相关平台设备，或受制于体制机制束缚，或基于安全性、竞争性、产能等诸多因素考量，无法做到开放共享。我国亟须探索一套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共同投入的机制，建设一批开放共享的共性技术平台，助力企业加速研发进程，缩减产品研发周期。

   人才是第一资源，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人才体系。从科研到产业，需要科学家、战略科学家、技术经理人、高端工程师、硬科技企业家、硬科技投资家、产业工人等各类人才，分别承担不同环节的主攻任务。就科技成果转化环节来讲，需要培育“技术型官员-战略科学家—硬科技企业家—硬科技投资家—高端工程师—技术经理人”为一体的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体系。此外，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育，构建一条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选拔、使用、评价和流动的人才机制。除此之外，将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放在科研人才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国家层面设立对标科研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奖、优秀技术经理人等奖项，不断提升科技成果转化人才社会荣誉度和社会认可度，激励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到科技成果转化事业中来。

   创新生态是保障，打造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网络体系。目前，科技创新正由复杂向超复杂、“线性”创新向“网式”创新、不确定向超不确定、中观向超微观、超宏观、超极端环境等方向演进。应对这一演进趋势，关键在于构建一个科技创新网络体系，以完备的创新网络自组织体系、市场化的科技成果转化筛选机制、一流的风险投资体系，形成各类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创新资源自发聚集的创新生态和思想密集碰撞的创新环境，推动真正可以创造巨大价值的科研成果自发地孕育和持续地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