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工业的发展为天津近代历史融入特有的风骨和记忆，见证着这座城市的百年巨变和荣耀辉煌，也为天津城市发展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记。

一、天津近代工业发展历程

天津工业历史悠久，早在元、明时期，随着海运和内河航运的发展，煮盐、车船零件制造等已经兴起。近代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解体，近代机械工业诞生。随着资本和先进技术的输入，天津近代工业得到发展。

天津近代工业肇端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兴起的洋务运动，在经历了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的发展历程后，到20世纪30年代，天津拥有1200多家工厂，20万产业工人，形成了纺织、化工、冶金、机械、印刷、食品等工业门类，工厂总数和投资规模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逐步成为北方实力雄厚的工业基地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华北的经济中心、北方的重要贸易口岸。

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中的洋务派深知作为畿辅屏障的天津地位十分重要，极力把天津办成北方洋务运动中心，先后创建了机器局、大沽船坞、轮船招商局等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到1900年，天津共有近代工矿企业36家。这一时期，被称为天津近代工业的“萌芽期”。

20世纪初期，天津又成为清政府推行新政试验地。袁世凯、周学熙等人“大兴工艺”，创办了直隶工艺总局以及考工厂、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等，极力推进工业发展。民间商绅受此鼓舞纷纷投资建厂，形成了以天津为中心兴办工厂热潮。据统计，天津当时约有139家工业企业，其中，纺织业居首，化工业次之，食品业第三，支柱产业结构初步形成。这一时期被称为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因忙于战争而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中国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的“黄金期”。这期间有两次设厂高潮，第一次是1915年到1916年，两年建厂281家，占历年建厂总数的22.7%；第二次是1920年到1924年，五年内建厂581家，占历年建厂总数的48.1%。在此阶段，出现了裕元、华新、恒源、裕大、宝成、北洋六大纱厂，东亚、仁立两大毛纺厂和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以及一些面粉厂、油漆厂等。据1928年天津社会局调查显示，在天津城区（不包括租界区），共有中国人开办的工厂2186家，资本总额约3300余万元，其中制盐、碱、棉纺、面粉和火柴等17家大型工厂资本额合计为2900余万元，占资本总额的87.9%。这一时期工业的发展，构成了天津以轻工业为主的格局。

天津沦陷时期，日伪当局为了把天津建成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兴建发展了一批工业企业，特别是与军事相关的工厂。据1939年统计，当时天津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约1372家。

解放前的天津工业，大都是加工工业和装配工业，带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特征，存在内部结构不合理以及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等问题，但与全国各地相比较，天津的工业发展毕竟走在了前面，成为全国老工业基地之一和华北工业的摇篮。

二、天津近代工业取得的主要成就

近代天津的轻工业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其中，面粉业发展较早。1878年，轮船招商局总办朱其昂创办了贻来牟机器磨房，地点在紫竹林招商局后身，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食品厂。天津的纺织企业是近代中国纺织行业的领军者，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纺织工艺水平。1933年，天津共有纺织企业687家。最著名的企业为东亚毛呢股份有限公司，其生产的毛线被命名为“抵羊”牌，寓意“抵制洋货”。1935年，东亚公司的毛线产量约占全国的89%，销量约占全国的36.1%。1917年4月，留美归来的王晋生创办了华北制革厂，当时制革业中曾有“南轻北重”之说，“南轻”即指上海的面革，“北重”就是指华北制革厂的底革。民国时期，天津的地毯业名列全国榜首，出口量占全国的90%以上。

天津也是全国重要的化学工业基地和海洋化工的摇篮。1914年，由范旭东创办的全国第一家大型精盐制造企业——久大精盐公司在塘沽成立，结束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吃粗盐的历史。随着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天津相继创办，天津的化工业在全国名声大振，成绩斐然。1926年8月，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天津永利公司的“红三角”牌纯碱获得金质奖章，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1929年，陈调甫在天津河北区建立永明油漆厂，生产的新型清漆“灯塔牌”油漆，成为我国涂料界的名牌产品。

天津的机器制造、修理业和铸造业也日臻完善。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创办的天津机器局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军工企业。1906年筹建的北洋劝业铁工厂是天津规模较大的机械制造工厂。据《直隶工艺志初编》记载，该厂在开工一年半内就制造了锅炉、汽机、汽剪、汽碾、车床、刨床、钻床、起重机、抽水机、石印机、织布机、造胰机、榨油机、磨面机、喷道水车等各种机器，为天津及附近地区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机械和设备，年销售额超过六万两白银。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天津“三条石”一带成为民族机器工业的聚集地，到1932年，共有私营机器厂62家，从业人员1192人。

三、天津近代工业发展有力推动了城市建设与发展

（一）大量人口集聚天津

据史料记载，甲午战争前,天津城市人口一直处于较低的增长速度，50年间仅增加10万人，年增长0.2万人。进入20世纪前50年，城市人口增速明显高于前期。这段时期，天津工业加快发展，大量的外来人口为天津城市建设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也为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的活跃提供了基础。

1906年，天津城市人口为42.5万人,到1910年，增加到60.1万人，增长了41.66%，平均每年有4.42万人定居。1915至1916年，随着天津6大纱厂的开工和8家面粉公司的成立，所需产业工人大增，仅6大纱厂就有工人1.1万多人，促使人口大量涌入天津。1925年，天津已经成为超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城市人口为107.3万人，比1917年增长了49.01%，是近代天津人口增长的巅峰时期。

（二）进出口贸易持续发展

进入20世纪，纺织、面粉、化工等大型工厂以电力为动力，使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带动天津近代工业进入机器大工业发展时期。如纺纱厂的原料，需要商家到腹地收购棉花，产品也需要布商的推销，且收购棉花和推销纱布基本形成了各自的系统。20世纪20年代后，纺织、化工等行业勃兴而形成的以轻工业和出口加工业为主的工业贸易，基本改变了传统天津商业和手工业繁荣的商品集散转运中心的面貌，使天津成为以工业为基础，金融业和商业共同发展的近代开放型港口城市，极大地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1861年，天津进出口分别为501万海关两和46万海关两，到1899年进出口分别为6190万海关两和1570万海关两。1894年，天津的洋货贸易总值从全国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上海，而高于武汉1倍以上；出口贸易总值也从全国第十位上升到第六位。1906年以后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商埠。

自1860年至1937年的70年间，天津年平均对外贸易总值占全国对外贸易总值的10%以上，约占华北地区对外贸易总值的45%到60%。1936年，天津口岸出口的棉花金额占全国的81%，羊毛、皮革、猪鬃等产品占全国的70%以上。这些产品来自华北、西北的广大农村，行销世界13个国家和地区。

（三）近代金融业日益繁荣

天津自古是水陆要冲，又是近代工业投资兴办之地，一批企业的创办，以及洋行、商店的建立，无一不需运作资金，中外银行应运而生。

天津是我国金融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1853年义恒银号的开业，确立了天津在全国传统金融业的举足轻重地位。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使金融业更加繁荣，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银号、新兴的华资银行以及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交相辉映，形成庞大的金融体系，使天津迅速跃居北方最大的金融市场，与上海遥相呼应，成为南北两大金融高地。天津就此确立了中国北方金融中心的地位。

辛亥革命后，华资银行相继成立。自1915年开始，盐业、浙江兴业、中孚、金城、新华信托、大生、中国实业、大陆、上海商业储蓄、裕津、中南等银行纷纷在津开业，天津金融业进入了黄金时代。其中，盐业、金城、大陆三行先后在津设总行，中南在津设分行合称“北四行”，实力最强，时谓“执我国北方金融之牛耳”。

与此同时，华资银行的兴盛也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如，1925年，英商企图控制我国制碱工业的发展，将卜内门洋碱大幅度削价倾销，妄图打击在市场上还没有站稳脚跟的“红三角”牌纯碱。面对危机，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为支持民族工业，毅然决定给予永利碱厂贷款60万元助其渡过难关，至1937年永利碱厂日均出碱36吨，产品畅销大江南北。又如，九一八事变后因日货倾销华北市场，致使天津纱厂赔累不堪，宝成、华新、裕大、裕元等纱厂相继落入日本人手中，为此，金城银行联合中南银行共同出资，收购天津北洋纱厂，使民族工业得到保护与发展。

（四）新型商业组织层出不穷

天津近代工业门类扩大，产品的种类和产能快速增加，促进了新型商业形式在天津的兴起和传统行业的细化整合。如，这一时期天津仅电料行就达98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社会财富持续积累，市民消费能力水平得到提高，消费观念呈多样化，加之对外贸易的兴旺，销售多种商品的综合性大商场出现。天津商业繁华区由开埠前北大关和天后宫一带，开始向以海河内港为依托的英、法、日等租界集中，并逐步扩展到今南市、和平路一带。1913年，民族资本家宋则久创办了天津国货售品所，经销品种从1914年的300多种发展到1918年的3100多种，年盈利万元以上。1928年，位于日租界和平路的中原公司(现百货大楼)、劝业场相继开业，两大商场在和平路上遥相呼应，成为天津商业繁荣的象征。

同时，一批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如国民饭店、天祥市场、泰康商场、惠中饭店、渤海大楼、交通旅馆、浙江兴业银行、中国大戏院等拔地而起，连成一片，颇为壮观。据统计，1931年，天津共有商店和商号17124家，涉及120多个行业，从业职工达10万余人，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

（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天津的城市交通、公用事业和房屋建设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促使近代天津成为辐射华北乃至华东的北方交通中心。

中国的铁路建设始于天津。1888年，为适应“开平煤矿”运输煤炭的需要，由天津到唐山的“津唐铁路”竣工通车，成为中国第一条连接大城市的正式铁路。同年，中国第一座同时具备客运及货运能力的火车站——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站）正式投入使用。1896年，津芦铁路建成并试行开车，此时为单线，到1899年，津芦铁路复线建成，这是中国第一条复线铁路，即把“津唐铁路”延伸到北京，并由丰台延伸到卢沟桥。津芦铁路建成后，从天津到京城只需六七个小时，并可直达塘沽港，由塘沽港可以连接到烟台、上海等地的海上航线，南北营运大为便捷。当时人们形容：“鲜货由京径运至塘沽装轮赴南。由南运来之鲜货，自塘沽装车运京，以致客商云集，络绎不绝。”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筑成通车，这是一条最早的铁路南北大动脉。铁路经过四省，又将北方经济中心天津和全国经济中心上海与冀鲁苏皖广大腹地连接起来。

天津开埠初期，国内水上运输一直被外国人把持。1872年12月，轮船招商局正式开办，设总局于上海。1873年1月，天津“轮船招商局”分局正式营业，中国最早的从天津到上海的运营航线开通。1893年天津轮船招商局分局已拥有26艘轮船，到1912年中国轮船进入天津港已占到总船数的15.2%，其中大部分是招商局的轮船，一举打破了外国轮船垄断中国内陆航运的局面。

1883年，津海关道周馥设立工程局开始应用近代技术筑路架桥，首先修建了天津旧城的第一条马路。这条路从督院旁浮桥到紫竹林一段石路（金钢桥以下到马家渡口一段沿河马路）。以后又陆续修筑了城内的道路和城外竹竿巷、针市街、估衣街等。1901年，天津旧城墙被拆除，开辟了全长4.5公里、路宽24米的环城马路。20世纪初期，城厢街道马路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改造，在海河北岸开辟的新区建筑群和纵横交叉的街道，加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黄蓝白等六路电车把天津旧城区与租界连成一片，大大增加了天津近代化城市的气息。

（六）近代教育蓬勃发展

在中国近代发展过程中，天津在工业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推动教育方面亦得风气之先，成为北方发展新式教育的中心城市。

1903年，直隶工艺总局成立，这是北洋新政兴办实业的重要举措，旨在推进天津及周边地区的工业化。直隶工艺总局址初在草厂庵，四年后迁至玉皇阁。先后创办了初、高等工业学堂、实习工场、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场，附设有夜课补习所、仪器讲演会、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等。据《直隶工艺总局资料选编》记载：“学生们从各地汇集到这里，学习使用进口的纺纱机和织布机，毕业以后，返回原籍做老师。”直隶工艺总局的创办，培养了技术人才，提高了产品质量，扶植国货，广开了销路。对天津早期城乡教育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民国以后，民族工业崛起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激励了天津各界兴办教育的积极性，尤其是私人办学逐渐兴盛。这一时期天津新建学校20余所，其中大学2所，即南开大学和天津工商学院。1912年以后，天津的教育发生了重大变革，如北洋医学堂、直隶高等工业学校、北洋法政学堂、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都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多种办学形式和多类型、多层次近代学校的兴起，反映了这一时期天津教育蓬勃发展的局面。如官办学校、私立学校、各类大学、各类中高等专科学校、中学、小学、男校、女校，以及外国人创办的学校等，成为近代天津造就和培育各类具有现代知识人才的教育基地。

（七）新闻传媒业和信息通讯业突飞猛进

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为新闻报道提供了充足的素材与技术支撑，推动了近代天津新闻业的发展。从1927年到1937年，在天津创办的各类中文报纸有58份，其中，外文报纸9种，周报2种，画报6种。30年代初期，有一半以上的报纸日发行量在4000份以上，发行量在万份以上的报纸7种，发行超过20000份者为当时最著名的4家大报：《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和《商报》。分门别类的报纸为在天津生活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资源，是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之间广泛提供行情、货价、市场的重要信息渠道。

在邮政电信通讯方面，近代天津在全国遥遥领先。1879年，中国第一条天津至北塘的电报线架设成功，同年中国人架设的第一条电话线也在天津开通，当时最先进的通讯设备电报、电话均最先在天津使用。1880年，中国最早的天津至上海的营业性电报线开通，开中国民用电报通讯先河。中国最早的自建长途电话线——天津至保定长途电话线，最早的自建自动电话局都诞生在天津。电报和电话的出现，使城市内人们的生活更为便利，联系更为紧密，同时，增强了天津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