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71岁的天津作家王洪海，刚刚确定了他新一部长篇小说的题目——《大运之河》。虽然新小说的故事框架还未规划，但他确定，其中一定会出现杨柳青人“赶大营”的身影。

100多年前，从大运河边走出的杨柳青人，肩挑货郎担，不畏艰险，长途跋涉追赶着军营经商，形成了“赶大营”热潮。据史料记载，当时“赶大营”的杨柳青人约3000余户，至少有1.5万人，占同时期杨柳青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随军扎根新疆，让“三千货郎满天山”，创造了一个近代商贸史上的奇迹。他们建设边疆、繁荣边疆，完成了一次中国历史上自发而又成功的移民。

“赶大营”是刻在杨柳青人血脉中的一段历史。时间走过百余年，大营客的身影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大营客精神却永远流淌在大运河两岸。

战乱中走出的“赶大营”

王洪海知道“赶大营”，是在1990年。那时正在西青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的他，从一位共事的老先生那里，听来了“赶大营”只言片语的故事。

2004年前后，王洪海开始专心研究“赶大营”的渊源，先后七次进入新疆采访“赶大营”的后裔，并出版了中国首部津商长篇历史小说《赶大营》。

什么是赶大营？为什么要赶大营？面对经常被问到的问题，王洪海的身体离开椅背，稍向前倾，放慢了语调，娓娓道来。

晚清战乱不断，内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外有西方列强的侵城略地。

清朝同治年间，1865年，中亚浩罕国的阿古柏在英国和沙俄的支持下，趁乱入侵边疆，占据了喀什噶尔（今喀什）、阿克苏，而后一路向北，1870年，乌鲁木齐和大部分地区又相继被其占领。1871年7月，沙俄又趁机出兵，占据了伊犁。

彼时，日本接连进攻海岸线，面对海上和边塞多方受敌，清政府围绕海防和塞防展开了讨论。

主张海防的李鸿章认为，以清朝当时的情况，海防和塞防无法完全兼顾，他认为应该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大力发展海军事业。

“而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则认为，塞防与海防同样重要，如果放弃了边塞，不仅破坏了领土完整，还会让西方势力得寸进尺。而相比之下，塞防相对更紧急一些。”王洪海说，最终，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观点。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开始了西征之路，“赶大营，赶的就是左宗棠西征的军营。赶大营的人会肩挑货郎担，装着各种商品，一路前往部队的驻地，把货品卖给官兵，赚钱糊口。”

运河边走出“大营客”

杨柳青人“赶大营”的起点，要从大运河说起。

历史上，杨柳青镇曾是京杭大运河链接南北东西的重要漕运枢纽码头和物资、文化交流的集散地，商贾云集，帆樯林立。

根据清朝道光年间出版的《津门保甲图说》中记载，当时杨柳青的养船户有513户，杨柳青人依靠着大运河，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但清朝后期，随着黄河改道和海运兴起等因素，京杭大运河逐渐走向衰落，北方大运河沿线重镇纷纷没落，其中也包括杨柳青镇。

1868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成功剿灭了西捻军后，将大军驻扎在保定大营，为把军事物资运输到陕西，张贴告示紧急招募大船、船工、纤夫等。

那一年，杨柳青人安文忠刚刚17岁。因为家中兄弟4人，作为长子的安文忠只读了一年书，14岁便随船工父亲靠拉纤讨生活。

“那个时候船运处于低谷，安文忠没放过机会，马上去报名了。”王洪海说，报名的杨柳青纤夫和船工们，随着左宗棠的部队逆流而上，至黄河后，又向西进入陕西潼关，然后卸船，军需物资自此开始进行陆路运输，“物资走完了水路，按正常情况，杨柳青人就可以回来了，但是当天晚上安文忠在潼关住店时，遇到了两个当地货郎。”

货郎间的闲聊让安文忠听出了商机。官兵每个月可以有4两白银，同时他们又担心打仗随时丧命，所以从不存钱，买东西也不讲价，跟着部队做生意，非常好赚钱。

想着回家后停摆的船运，第二天，安文忠将拉船的工钱买了货郎担，趸了一些针线、毛巾等小商品，跟着部队做起了生意。3年的赶大营生活后，安文忠带着赚来的300两银子衣锦还乡。这笔钱，相当于当时一位私塾先生20年的工钱，羡煞乡邻。

而后，安文忠又做起了粮食生意，但出师不利，1873年，满载面粉的大船遇到风浪，全部倾覆，血本无归的他，再一次做回了“大营客”。

这一次，左宗棠为解决西征军沿途的军需日用品，决定招募商贩，颁发龙纹执照，允许随军做生意。安文忠和几个杨柳青人纷纷拿到了执照，被编入部队后勤统一管理，随军远赴西陲边地。

艰苦中淬炼出精神

西征取得胜利后，安文忠由大营客变为坐商，扎根新疆，创立了“文丰泰商号”。发迹后，随着安文忠回乡趸货，他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杨柳青人知晓，“从那时候开始，杨柳青形成了‘大营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跑西大营’，一直持续了六七十年。”

王洪海介绍，说大营客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一点页不为过，“在那个年代，行路靠走，战乱、土匪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很多人走着走着，可能就客死异乡了。”

王洪海认识很多“赶大营”的后代，今年已经76岁的刘体洪就是其中之一。刘体洪的爷爷、父亲，都是跑西大营的“大营客”。

“我1945年出生在喀什，后来我父亲想要落叶归根，于是带着8岁的我回到天津，弟弟跟母亲生活在喀什。”刘体洪说，1953年，他和父亲辗转乘坐卡车、公交、火车，历时半个月才回到杨柳青，“父亲每次提到赶大营，都不想太多提及，应该是真的太苦，不想回忆。”

在杨柳青民俗博物馆4楼赶大营的展品中，有一份路单，详细地记载着大营客们从杨柳青出发，到乌鲁木齐所经过的站点情况。

“共计153站，长达4000多公里，各站之间短则20余里，长则百里，全程要走多半年，如果再远到喀什，共计181站，全程走完要近一年的时间。”讲解员李紫祎每次讲到这里，都会把每个数字重重读出来，在她看来，这些数字背后是不畏艰难、怀揣梦想、开拓创新的赶大营精神。

回报家乡是大营客的又一种精神。现在的杨柳青古镇里，有一处施医局胡同，就是为了纪念民国十年，安文忠捐资600元义务为民众治病，施种牛痘疫苗以预防天花的善举。伊犁的旅新贸易同乡会，每年会向杨柳青各水局捐纹银一千多两，用于房屋修缮，置办用具，同时，在镇北部距河较远的地方，救火取水不便的地带捐资打了六眼水井……

渴望留下更多回忆

大运河流经古镇杨柳青的这一段，是南运河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大力治理南运河，多次进行整治改造，造福两岸人民。近年来，西青区政府又投资2.2亿元对这段南运河重新规划和改造，河道长4.1公里，开口40米，两侧各铺20米的绿化带，疏通改造后的这段南运河定名为“御河”。

2004年，与“御河”一街之隔的安氏老宅安家大院，以修旧如旧的方式在修复一年多以后，重新面向世人开放。三进院落前后相通，暗红镂空的隔扇、青砖铺就的地面，仿佛一下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

置身安家大院，听着讲解员介绍“赶大营”那段历史，总会让刘体洪感慨万千。“参加工作后，我也在打听我母亲和弟弟的下落和情况。”刘体洪说，2008年，他受弟弟之邀回到了喀什。现在的喀什，跟他小时候印象里的完全不一样了，高楼林立、贸易繁荣，发展真的很不错，“后来，我还邀请弟弟一家来天津，他们也是特别感慨，觉得天津不愧是大城市，真的太好了。”

10月下旬，刘体洪给报社投稿的文章《喀什追梦》刊发了，他将卷在纸筒里的报纸慢慢拿出来，放在腿上，两只手向外轻柔地舒展着纸张，“这里记录了我祖辈赶大营的历史，也记录了我生在喀什，长在天津，又再回到喀什游览的感悟。我渴望自己这些记录，能够让祖辈们艰辛的‘赶大营’留下更多的回忆。”

从最开始的安文忠，到几个人，然后到千余户、万余人，直至现在，新疆的大营客后代有近60万人。每次去寻找赶大营的故事，都会让王洪海很感动。他说，大营客的精神已经被注入了一代代人的血液中，“无论是大营客，还是现在的很多大营客后代，他们都是边疆发展的中坚力量，为边疆繁荣、文化融合、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