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的血雨腥风笼罩中国大地。在北方，由于北伐中途夭折，军阀统治得以苟延残喘，加紧了对革命力量的破坏。国民党占据天津后，不断扩大和强化其所控制的反革命力量，利用各种手段镇压革命活动。但是，信仰坚定、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为复兴北方的革命运动，中共中央很快在天津重建了北方地区的领导中枢，天津一度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北方革命斗争的中心。天津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在上级党委领导下，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1927年，与国民党反动派在南方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相呼应，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北方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4月底，李大钊等20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惨遭杀害，党在北方的领导中枢──中共北方区委因遭到严重破坏而停止工作。

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与周边城市相比，天津拥有一些独特的条件。当时，一些思想坚定并具有较多革命经验的领导干部继续在坚守工作。天津产业工人较多而且集中，有工人运动的基础和一批工运领导人。文化和教育较为发达，有许多知名的思想进步人士和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天津还设有租界，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租界一方面是西方列强推行殖民统治的基地和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的重要据点，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治外法权”，客观上为开展秘密革命活动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1927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顺直省委，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领导工作区域与原北方区委相同，省委机关设在天津。1927年8月1日，党在北方地区新的领导中枢──顺直省委在津成立，管辖的工作范围包括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陕北等地。9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北方局，负责管理顺直、山西、满洲、内蒙古、山东等地的党组织。同月，北方局成立大会在天津召开。1930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河北省委，管理北方地区党的工作，省委机关仍然设在天津，顺直省委停止工作。顺直省委、北方局和河北省委设在天津，使天津成为这一时期指挥和领导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

1927年10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局贯彻八七会议方针，制定《北方暴动计划》，提出在京东农会活跃、革命条件较好的丰润、玉田、遵化、蓟县组织武装暴动。当月，玉田起义爆发，两万多农民起义队伍占领玉田县城，影响范围达周边各县，在北方打响了英勇反抗反动军阀残暴统治的枪声。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于方舟亲自从天津赶到玉田，改编农民军，领导武装斗争，不幸被敌人包围，英勇就义。虽然由于敌强我弱，加之对敌情估计不足，玉田起义未能成功，但它是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广大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包括天津市委书记李季达等在内的一大批党的干部惨遭敌人杀害，地方党的组织屡遭破坏。面对势力强大、穷凶极恶的敌人，广大共产党员不怕牺牲，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开展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党的组织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1928年，天津党员由年初的100人左右增加到年底的200余人。通过持续深入工农群众，宣扬革命真理，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有力斗争，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为革命的最终胜利积蓄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