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区，唐山道南侧，坐落着几排青砖二层砖楼，其中的47号便是中共中央在津秘密印刷厂旧址。这个旧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唯一驻津单位。1982年被列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近看，岁月在小楼的墙壁上留下斑驳印记，“中共中央在津秘密印刷厂”字样惹人注目。

秘密印刷厂的建立

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28年12月，在周恩来同志来津主持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期间，省委提出，天津出版刊物没有印刷设备，请中央帮助解决。

为加强顺直和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力量，同时考虑到设在上海的中央出版发行机关的安全问题，经党中央决定从上海调毛泽民、钱希均夫妇来津，建立秘密印刷厂。

不久后，在1929年初，毛泽民带领印刷厂的部分同志连同印刷机器从上海来到天津，在英租界广东道福安里4号(现唐山道47号)建立了秘密印刷厂。

“这是一幢一院两厢的二层楼房，前门靠马路，后门靠胡同，胡同内有5个出门处，可以直通马路，东面的两个胡同可以通往达文波道(现建设路)，西面的两个胡同可以通往安仁里胡同出口，北面的一个胡同口通往广东道。”天津市和平区委党校党史研究科科长史煜涵介绍，“这是一处出入很方便，发生意外时容易脱离危险的理想住处。”

当时，毛泽民化名周韵华，公开身份是印刷厂的东家兼经理。钱希均担任地下交通员的工作，其他同志按工种不同，分别负责排版、印刷、装订、校稿等工作。此外，还有一名厨师，专门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

精心掩护当好“伪装者”

“印刷厂的工人们大部分是地下党员，原本就是上海中央秘密印刷厂的工人。”史煜涵说，他们的工作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

“为了掩护工作，印刷厂内外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在印刷厂的大门右边挂着‘华新印刷公司’的铜牌，上面写着承印各种表格、请柬、喜帖的广告，从外表看是一座小型的、合乎社会上商业形式的印刷厂。在楼内设置了印刷厂的办公室，办公桌下设有暗铃。它的任务是对外联系业务，对内即是岗哨。”史煜涵介绍。

“账房先生”何咀英负责这里的工作，对外适当地接受一些印刷业务，主要是打掩护和筹集一些革命经费，一旦外来业务增多就故意索取高价或者拖延交活时间使生意谈不成，这样既对公开经营做了掩护，又能用大部分时间印刷党内文件。

若发现形迹可疑的人进来，“账房先生”就把办公桌下面的暗铃一按，各车间听到铃声就迅速收起党内文件，转移到早已准备好的地洞里，改印其他印刷品。

印刷结束后，所有印刷样版立即被烧掉，把印好的文件由负责转运的同志送到转运站，再由转运站发到各地。有时也用分散的邮寄方法邮到全国各地，其中邮到上海的最多。

见证“红色经典

由于组织严密，秘密印刷厂在津两年中，印刷了大量党的文件和刊物，一直未被敌人发现。

1931年初，毛泽民奉调回沪，改由彭礼和担任印刷厂的领导。这时外来的印刷业务增多，为了避免暴露革命活动，印刷厂迁移到当时的英租界小白楼海大道一幢二层楼(现大沽路126号)的双开门脸房子里，对外挂一幅横的金字招牌，上书“丰泰事务所”，正门两旁橱窗内陈列着各种文化用品和自制的美术信封、信纸等作为对外营业出售。楼上是印刷机房，继续印刷党的各种文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中心的转移，印刷厂的任务逐渐减少，遂停办。

据资料记载，印刷厂在两年的时间里，承印了党中央的重要决议、指示、文件和通电，还排印党的刊物，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向导》《中国青年》《红旗》《共产主义的ABC》等书刊，印刷顺直省委主办的刊物《北方红旗》《铁路工人》，此外还翻印马克思主义书籍《反杜林论》等，唐山道这个“秘密印刷厂”就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秘密印刷厂在津两年时间里，白色恐怖同样笼罩着天津，党内亦不断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在这样极端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毛泽民带领印刷厂同志坚持筹办印刷厂，保证党的重要文件的印刷及分发工作，充分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艰苦卓绝及共产党员在革命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史煜涵说：“因此，中共中央在津秘密印刷厂作为承载见证党在天津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光辉历程的载体，其重要的历史教育意义毋庸质疑。”

今日，驻足在此，脑海中展现了当年那些革命志士在遇到紧急情况下快速撤离的场景，感受到了当时在艰难环境中他们因为周密的组织而化险为夷后的欢呼和幸福，不禁让人满怀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