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市红桥区子牙河畔，有一座古朴庄重的灰色建筑，这就是平津战役纪念馆，该馆旨在铭记平津战役的光辉历史。中新社记者日前探访此地时，《平津战役主题展览》仍吸引着民众络绎不绝地参观。

天津党史研究专家王凯捷介绍，平津战役中，人民解放军面对的是两大城市，一个是文化古都，一个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始终力争和平解决平、津问题，与傅作义进行了三次谈判，在傅将天津作为与我方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后，为彻底打掉傅不切实际的幻想，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首先打下天津。1949年1月15日解放天津，迫使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为迎接天津解放，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要求天津党组织开展护厂护校和反“南迁”斗争。为此，天津地下党组织在各行业成立了由5个大队、17个中队，共800余人组成的纠察队，配合解放军，重点保护工厂、学校、医院、码头、商场、仓库等地。这其中，解放天津隐蔽战线的“暗战”，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出色的情报工作

天津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指示地下党组织广泛开展搜集敌人重要军事、政治等情报的工作。同时，天津周边的冀中、冀东等解放区党委，也积极开展了这一工作。华北军区平津情报站等军事部门，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期间，东北野战军情报部、华北军区平津情报工作站及冀中军区情报部门，与天津地下党组织密切协同，展开积极稳妥的情报工作。为配合东北野战军情报部工作，华北军区平津情报工作站，通过打入敌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建立了秘密电台，并始终保持畅通无阻。

“从东北野战军包围天津开始至战斗结束，这部秘密电台发出的束束电波，将所获得的守敌对我军主攻方向的判断、兵力部署和调整，以及津、塘敌动态等情报，及时传送到我军前线指挥部，为我军对各种情报的正确判断和作战计划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凯捷说，情报站还通过各种渠道，掌握到敌高层内部种种矛盾与隔阂、天津市警察局设防部署和将要破坏的目标等情报。正是情报工作的准确，29个小时解放天津才具有了可靠的基础。

打入敌人心脏

“潜伏”或“卧底”多是形容特工人员的代名词。在迎接天津解放的岁月里，一些打入敌人心脏并长期战斗在敌营虎穴的地下工作者，以他们机智勇敢的精神，为天津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方纪文是一位1937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早在1943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他就被派到天津做党的地下统战工作。天津解放前夕，他打入伪市政府，由于机智灵活，取得了市长杜建时的信任，被任命为新闻秘书。其间，他通过其特殊身份，为党组织提供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情报，使杜建时的行踪和态度尽在掌握之中。

解放天津作战发起后，他及时向解放军提供了杜建时藏匿地点等重要情报，为东野9纵(46军)抓获杜建时争取了时间和条件。

王亚川也是较早打入敌营垒的地下党员。期间，他受解放军华北军区的派遣，通过内线打入敌警备司令部。天津解放前夕，任敌警备司令部特务营警卫1连连长。他除了搜集军事情报外，还利用各种机会开展瓦解特务营的工作，并团结争取了警卫1连。1949年1月15日晨，在解放军即将攻击敌司令部时，他率部首先挂出白旗，做好了迎接解放军的准备。随后，在他的引导下，解放军战士冲进敌司令部，与敌展开激战，活捉了陈长捷等高级将领。

智取城防机密的群体

“获取国民党天津守军城防图，是决定解放军能否顺利攻下天津的关键之一。”天津党史研究专家王凯捷介绍，获取敌城防工事图，实际上早在1947年就已经着手进行。期间，地下党员麦璇琨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年，麦璇琨任“天津市城防构筑委员会工程委员会”第八段工程处的专职现场监工，地位十分重要。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地下党市政工委书记王文源直接领导下，他立即进行调查和绘制工作。其间，他利用各种关系，抓住各种时机，巧妙地收集各个工段的施工图纸。

此间，在天津市公务局任工务员的地下党员张克诚，也巧妙地获取了1948年下半年的城防工事布置图，内含增修的全部地堡和暗堡；在天津市地政局测量队任测绘员的地下党员刘铁淳利用工作之便，几次将敌城防图送到解放区；地下党员曾常宁通过其父曾延毅，成功获取了《天津环城碉堡工事图》《塘沽城防图》和《咸水沽、军粮城兵力驻扎表》等。

在此基础上，刘亚楼与冀中军区侦察科科长乔兴北等参谋班子一起，对照天津地下党组织、东北野战军情报部、华北军区平津情报站提供的城防工事图，用了近一周时间，围绕城防线进行实地前沿侦察。此后，根据天津地下党组织和我军情报人员分别提供的多份城防工事图，在认真分析和综合归纳的基础上，绘制出《天津敌军城防工事图》《天津守军兵力部署图》，为解放天津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此，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在《天津战役总结》中明确指出：“由于情报工作提供了详细、准确的城防工事图，使我军迅速掌握了敌情，因而下决心、订计划、部署兵力都有了确实可靠的依据。”

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法宝。天津解放前夕，做好上层统战工作尤为重要。

天津党史研究专家王凯捷告诉记者，为深入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地下党组织还发挥一些国民党军政人物子女为地下党员的作用，通过他们及时掌握其父动态。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以使他们打消顾虑，尽快脱离国民党反动政权。

期间，天津党组织与北平党组织利用傅作义之女傅冬菊做其父工作。为此，迎接天津解放行动委员会书记黎智找傅冬菊谈话，交待任务，同时。还通过傅作义的幕僚李腾九做傅的工作。

此外，又通过地下党员刘杭生做其父——华北“剿总”中将参议刘厚同的工作；天津社会局局长胡梦华的女儿也积极做其父工作；地下党员曾常宁做当过天津警察局长的父亲曾延毅的工作。通过以上努力，使我党及时掌握了傅作义的基本思想动向和意图，为军事解放天津与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在天津守军拒绝投降的情况下，天津战役总指挥刘亚楼下达了总攻命令，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经过29个小时激战，至15日15时歼守军13万余人，俘守军警备司令陈长捷。

七十年过去了，天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京津冀三地正在协同发展。“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一位参观《平津战役主题展览》的大学生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