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0日，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获赠了一件重要的历史文物——“新海门”号船舶。29年前，邓颖超同志逝世后，按照她的生前遗愿：骨灰不保留，撒入第二故乡天津海河。1976年1月15日，周总理的部分骨灰撒入海河。16年后的1992年7月18日，邓颖超骨灰撒入海河入海口与丈夫永远相聚，而承担撒放任务的就是“新海门”号。今天的系列报道《百年寻迹·寻迹恩来》刊发第三篇。

百年寻迹·寻迹恩来之三：馆藏文物背后的隐秘往事

2021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3周年的日子，今年也是建党100周年。“新海门”号将在进行装饰、粉刷后，于今年“七一”前夕对外开放展出，庆祝建党百年。

“新海门”号的入驻，将人们的目光再次吸引到这座世界上唯一一座两位政治家、一对夫妻并建一处的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记者也试图从馆藏7000多件（套）珍贵文物中，寻找驻留在那里，仍然日久弥新，影响我们的那些精神和风范。

周总理穿换了领子和袖口的衬衣出访14国

由南到北纵贯市区的天津地铁3号线，经过风景秀丽的水上公园北侧时，设有一站——周邓纪念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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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邓颖超没有子女，这里，某种意义上是他们的一个家。漫步在纪念馆内，一一浏览属于个人和家庭的遗物，我们发现，他们留下的生活用品有些已经显得破旧：炒菜的锅是掉了把儿的，热饭的提盒是两套拼成一套的，总理的睡衣是补丁叠补丁的，就连白衬衫都是换过领子和袖口的……身为国家领导人，为何日常用品和衣物都是这般模样？经过多方辗转，我们联系上了周恩来总理生前的卫士高振普。

高振普是山东省济宁市人，1961年起在周总理身边担任卫士，直到总理去世。1998年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建成后，他曾多次来到纪念馆缅怀周总理，也曾向纪念馆捐赠过总理的遗物。如今已经83岁高龄的高振普清晰地记得，周邓纪念馆里总理穿过的那件睡衣正是自己多年前捐赠的。那是一件蓝白条相间的毛巾睡衣，由于反复修补，有些地方的条格都已经模糊了。

高振普说：“总理的睡衣，一般他都会穿上10年甚至20年。有的地方穿坏了以后，不打补丁之前，都由服务员用线‘撩一撩’，就是织补一下。穿得实在是太薄了，就用毛巾贴在里头补上补丁。”

在我们看来，衣服旧了换新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高振普老人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厉行勤俭节约，周总理始终以身作则，不仅常年用着破旧的毛巾、穿着几十年如一日的旧衣服，就连出国访问前，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添置几件新衣服，他都坚决不同意。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总理出访了非洲、欧洲、亚洲的14个国家。当时，他仅有的6、7件白衬衣还是1954年之前做的，穿了9年，颜色已经发黄，领子起了毛边，袖口也破了。“穿这样的衣服出国访问怎么行呢？”高振普和同事们商量，打算临行前给总理做两件新衬衣，可总理说什么都不同意。

“总理就跟我们说：这衣服还能穿呢，怎么出国就不能穿了？”高振普说。

周总理不同意，谁也不敢擅自做主。怎么办呢？最后，高振普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找到服装店的制衣师傅，请他把衬衣的领子和袖口拆掉，再做一套新的换上。为了美观耐用，特意选用了的确良白布。换好后，他们把衬衣拿回来给总理试穿。总理穿上一照镜子，说：“哎，相当好嘛！你们这个办法不错！”就这样，周总理穿着换了领子和袖口的衬衣，访问了亚非欧的14个国家，为新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外交基础。

从那以后，周总理的衬衣都备有替换的领子和袖口，直到他去世，也没再添置过新衣服。

“总理去世时，也是穿着旧衣服走的。”高振普叹息着说，“因为邓大姐说，总理在世的时候，你们要给他做一件衣服都很困难；现在他去世了，咱们更应该尊重总理的作风，不应该破坏他这个习惯。”最终，大家从总理的衣物中，挑选了几件相对好些的，给总理穿上，送别了他。

采访中，我们发现了这张由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手写的收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政府总理，与邓颖超一起搬进中南海西花厅，在这里工作、生活直到去世。

西花厅院内有不少果树，每到收获的季节，树上果实累累。加上前院有个水榭，为了节约用水，周总理不让蓄水，邓颖超便提议，让办公室的同志们利用坑内的土地种上扁豆、茄子、韭菜、大葱等蔬菜，每年也会有收成。然而，当院子里的蔬果丰收时，邓颖超却坚持要花钱买。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向高振普老人提出了疑问，老人说，一开始，他和同事们也不太理解这件事，但邓大姐还是说服了他们：“邓大姐说她要付钱，我们就说这个还用付钱吗？大姐说‘你们浇地用的水不是公家的吗？’这句话问住我们了。她说，水是公家的，所以这个应该交钱，要公私分明。”

在周邓纪念馆，我们见到了许多类似的收据：周邓二人的党费收据、订政协报的收据、西花厅收费统计表等等。1955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工资制。当年，周恩来每月的工资是404.8元，邓颖超是342.7元。他们的工资放在一起，由警卫秘书代为管理。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他们吃的、穿的、用的，每一样东西都从工资里支出。高振普告诉我们，当时中央警卫局的管理处是可以给首长们分发肥皂、香皂、清理工具等生活用品的，但周总理从来不让他们去领，而要求家里用的东西一律用他们的工资购买。

“他们俩在公私分明这方面特别注意，你看，水要交钱，电、暖、房租费，这些都要交。本来咱每个干部都有配制订报吗？他不要。每年都是我们按照两人需要的报纸，用他们的工资去订，不要公家拿钱给他订报纸。”高振普说。

一声“同志侄”，道出最深切的爱

周恩来和邓颖超不仅是国家领导人，也是周氏家族里的“大家长”，虽然他们没有自己的儿女，但始终关心侄子、侄女们的成长。由于周恩来工作太过繁忙，关心和教育晚辈的责任大多落在邓颖超肩上。

在周邓纪念馆展出的他们与晚辈的来往信件中，有一封邓颖超在1954年1月24日写给周恩来侄子周尔均的信十分引人注意，因为信的开头称呼很奇特：“尔均同志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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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周尔均是周恩来堂弟的儿子，邓颖超先后给周尔均写过四封信，前三封都称呼其为“尔均侄”，只有这封信中称其为“尔均同志侄”。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遍寻资料，终于在周邓纪念馆内部刊物上，看到一篇周尔均撰写的文章《回忆我的七伯七妈》（注：周恩来在周家大排行中行七），其中写道：

我是1953年12月31 日被批准入党的，一入党，我就马上写信给七妈报告……我收到的信是1954年1月24日七妈写来的，这封信应该说回来得很快。这封信也是我终身难忘的。因为这封信里她称呼我“尔均同志侄”，而前面的信都是称呼“尔均侄”。这里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我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是党内的同志了！

在这封信中，邓颖超不仅称尔均为“同志侄”，更用“至为兴奋”四个字，表达了对侄儿入党的高兴心情，让周尔均深切体会到了“政治上的关心是最大的关心”，也是最大的爱。

说到伯伯和伯母对晚辈政治上成长的关心，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深有体会。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大女儿，最了解周恩来对亲人们的深厚感情。

9岁时，周恩来就失去了母亲，而父亲当时在外地谋生，他作为长子，幼小的肩膀就挑起了照顾两个弟弟的重担。后来辗转东北、天津求学，他跟父亲也是聚少离多，对父亲的思念常常令他伤感。1918年，在又一次跟父亲分别后，周恩来曾在日记里写道：

今早，生父以四点钟行，往南京去……伤心之极，不复再有言矣！

1942年7月10日，正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因病在重庆红岩离世，享年68岁。而此时的周恩来因小肠疝气发炎刚动过手术，身体较弱，尚未出院。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极重视亲情，向来孝敬父亲，怕他知道这个消息刺激太大，不利于身体的恢复。于是，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就和邓颖超、吴克坚、钱之光、童小鹏等开会商量，一致决定，暂不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待他出院后再让他知道。

同年7月13日，周恩来不顾病体尚未痊愈提前出院回到红岩办事处，问及老父，邓颖超见已无法隐瞒，只好据实相告。周恩来这才得知父亲已去世三天，当即悲痛欲绝，恸哭不止，并严厉责怪邓颖超：“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也瞒我？”邓颖超只好流着眼泪向他认错。

自此，中年失怙的周恩来在忙碌之余，愈加关心弟弟们及晚辈们的生活，肩负起“大家长”的责任。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三弟周恩寿身体不好，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周恩来便拿出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一资助他们，还把侄子、侄女接到西花厅来生活，因此，周秉德他们兄弟姐妹6人都是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心下成长起来的。

周秉德从12岁起住进西花厅，在她的记忆里，伯伯周恩来总是忙于工作、来去匆匆，大部分时间都是伯母邓颖超在照顾他们的生活。但是，每逢人生的重要抉择时，伯父总会在百忙中亲自过问，并叮嘱他们，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做一名普通人，把个人的成长融入祖国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去。

如今已经84岁的周秉德给我们回忆了一件往事：那是1961年，周秉德的大弟弟周秉钧即将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一天，伯伯周恩来把他叫到西花厅，和蔼地问他：“你能不能高中毕业后去当兵？”

周秉钧当时有些想不通，为什么要他去当兵？伯伯耐心地给他解释：“咱们国家今年农村又受了灾，需要劳动力，今年的复员军人都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参军，就可以少抽或不抽农村劳动力服兵役，这不就是支援了农业生产吗？”

听完伯伯的解释，尽管对服兵役没有思想准备，但周秉钧还是点头答应伯伯：“行，我去当兵，不考大学了。”

最终，周秉钧高中毕业后被空军录取，当了一名飞行员，他坚持分配到歼击机部队，飞了近二十年的战斗机，常年在一线机场担负着国土防空的作战值班任务。1965年，周秉德的四弟周秉华也响应号召参军入伍，当了一名伙食兵。

时间到了1968年，国家形势有了变化，周秉德的六妹周秉建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主动报名去了条件艰苦的内蒙古牧区插队锻炼。几年后，由于表现优异，周秉建被推荐当兵入伍，生活条件有了改善。她分到的部队恰好在北京远郊，新兵训练结束后，她特意进城看望伯伯、伯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没想到，她一进门，伯伯周恩来却对他说：“秉建，我要跟你商量一下，你能不能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回到牧区？”

周秉建一下急了：“为什么？我当兵没有走后门，是我们民兵大队推荐我的。”

周恩来说：“不管是不是推荐的你，毕竟还有那么多知识青年和牧民的子女想当兵，你还是把机会让给他们，回牧区吧。”

周秉建急得哭了鼻子，但最终还是听从了伯伯的建议，脱下军装，回到了牧区，并始终扎根在那里，成家落户，为蒙汉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在今天看来，伯伯周恩来对侄子、侄女的“干涉”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在周秉德看来，这正是伯伯廉洁自律、关爱晚辈最深刻的体现。“他自己总是那么艰苦、那样匆忙紧张地工作，无私忘我，唯独没考虑过他自己，我们作为他的亲属，当然应该踏着他的足迹，向他所指的道路去走，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周秉德说。

在纪念馆，我们还看到了周总理给亲属制定的“十条家规”：

1、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过时才可以去看看；

2、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

3、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

4、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券；

5、不许请客送礼；

6、不许动用公车；

7、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

8、生活要艰苦朴素；

9、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10、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秉德告诉我们，这十条家规，并不是周总理特意制定的，而是周家晚辈根据他平时对他们的教育总结出来的。这些家规，周恩来没有写在纸上，却真切地写进了后辈们心中。正是受到他的教育和影响，周家的亲属没有一个人因为是总理的亲戚沾过光，他们始终严格恪守家规，都在平凡的岗位上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共用一个骨灰盒，魂魄同归海河水

在周邓纪念馆，我们提出想看一看今年刚刚获赠的“新海门”号船舶，但由于船还在运送过程中，我们没能得见。不过，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我们看到了另一件与之相关的文物。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木制骨灰盒，在松枝和仙鹤的浮雕之间，镶嵌着一枚邓颖超的遗像。周邓纪念馆陈列保管部副主任李勤告诉我们，这个骨灰盒是馆藏一级文物，当年，邓颖超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是捧着这个骨灰盒，乘坐着“新海门”号，在呜咽的汽笛声中，依照邓颖超的遗愿，将月季花花瓣和她的骨灰缓缓撒入海河入海口。

“1976年周总理去世时，用的也是这个骨灰盒。”李勤说。

这让我们颇感意外。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位国家领导人，为何死后会共用一个骨灰盒？我们再次向高振普老人寻求答案。高振普回忆说，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受邓颖超的委托，正是他和卫士长张树迎一起去八宝山替总理挑选的骨灰盒，“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骨灰盒，价格不是最高的”。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党中央批准将他的骨灰撒向大地河流。1976年1月15日夜里，高振普和张树迎一起，带着周总理的骨灰，乘坐飞机，将骨灰分别撒在了北京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

时隔45年，回忆起惜别总理的一刻，高振普依旧哽咽得说不出话。他说，当飞机来到天津上空时，他曾希望能让总理好好看一看海河：“到天津之前，我曾经要求机长把飞机降低一点，把骨灰直接撒在海河里头。他说这个不行，这都是中央规定的飞行高度、速度和投放地点，不能改。所以就在空中把骨灰撒了。”

从土葬到火化，这场深刻的革命，周恩来和邓颖超早就开始实践了。早在1958年11月24日，周恩来就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去重庆，于28日将当年的红岩墓地平掉还耕，把包括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和邓颖超母亲杨振德等人在内的14口棺木起出火化，把骨灰装入罐中，埋进原墓旁水田边现挖的一个深坑中，不留痕迹，只在田头栽了五棵桉树，立了一块刻有14位去世者名字的小碑，并将那块坟地全部交给沙坪坝公园使用。

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生前也多次提到死后火化并把骨灰撒掉的意愿，高振普回忆说：“总理说，骨灰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活着为人民服务，死了照样为人民服务。邓大姐也说，死人不要跟活人争地盘。中国的土地就是960万平方公里，如果每个人占一平方米，多少年以后，咱们还能给后代留下多少土地？不如把骨灰撒在水里、撒在海里头。”

周总理去世后，高振普回到中央警卫局工作，直到1983年又调回邓颖超身边担任警卫秘书。这期间，周总理的骨灰盒一直由邓颖超的秘书负责保存。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逝世，按照她的生前遗愿：骨灰不保留，撒入第二故乡天津海河。同年的7月18日，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捧着骨灰盒，高振普捧着邓大姐的遗像，一起乘坐“新海门”号，将骨灰撒入海河入海口，完成了邓颖超的遗愿。

我们从天津广播的音频资料库里，有幸找到了当年撒放邓颖超骨灰现场的采访录音，赵炜亲口证实了周邓二人共用骨灰盒的事。

她说：“今天用的骨灰盒，是周恩来总理去世时用的骨灰盒，她（邓颖超）说这样节约，等我死的时候还用（这个）骨灰盒来装我的骨灰。当时的确是按照她的交待收藏起来，然后我每年立了秋的时候把骨灰盒拿到外头通通风，所以总理逝世已经16年了，我们的骨灰盒保护得很好。”

两位新中国领导人、一对革命夫妻，死后共用一个骨灰盒，并且都将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参与了两次撒放骨灰任务的高振普感慨地说，这不仅体现了周恩来总理简朴节约的一贯家风，更表达了周邓两人对天津的深厚感情：“总理说过，天津是他的第二故乡。你想两个人1925年之前就在天津搞学生运动，建立觉悟社，在那求学。邓大姐15岁当演讲队长，宣传先进思想，也是在天津。应该说他们的革命起点是在天津，所以对天津来讲他们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他们才把天津当成第二故乡。”

行走在周邓纪念馆中，用目光触摸每一件展品，我们仿佛看到了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在海河岸边挥洒热血青春，在这里萌发革命思想，又从这里起步坚定地踏上革命道路，并最终相爱、相知，携手走过一生的光荣岁月，最终，他们的魂魄又双双回到东流大海的海河。

据周邓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新海门”号船舶运送到馆里之后，他们将对其进行装饰、粉刷，并于今年“七一”前夕正式对外开放展出，向建党百年献礼。我们相信，当“新海门”号的汽笛声再次在海河之畔响起时，两位伟人定能听到我们缅怀他们的心声，也定会为如今欣欣向荣的天津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