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3月5日）是一代伟人周恩来同志诞辰123周年纪念日。作为他始终眷顾的“第二故乡”——天津，对周恩来一直满怀深情，周恩来的精神也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天津城市的血脉之中。在许多人心目中，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用“这盛世如你所愿”告慰他为今天生活的付出。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天津广播（tjradio.com）推出系列报道《寻迹恩来》，追寻他在这片土地上印刻的足迹，那不变的初心和闪光的信仰，让历史和事实穿越时空激荡心灵，给人力量，启迪未来。

百年寻访之一：年轻的你是这样的人

1913年春，一个英俊的15岁少年踏上了从沈阳前往天津的旅途。此前，在沈阳3年的求学经历已经在他的心中种下了爱国的种子，他就是在那里喊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像如今许多中学生一样，他会为“英文没考好”而羞愤自责，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道路会走向何方，自己毕生的追求是什么？更不会想到，天津这个城市将与自己的一生产生怎样的关联和意义。而这正是一百多年后，我们这次采访要回答的一个问题：那个青涩的小小爱国少年，有着多种人生可能的他，是如何选择了自己认定的“主义”？他的思想之旅还能给人工智能时代深度全球化的同龄人哪些启迪？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开始了在天津的寻访之旅——

家 与 国

3月的津城，万物复苏，生机萌动。位于南开四马路一侧的翔宇公园，细心的人们已经在微小处发现了春天的颜色，而另一侧，历经百余年历史，古朴肃穆的南开中学东楼，却依然如故，仿佛一位默默伫立的智者，静观眼前的沧桑巨变。就是在这里，周恩来度过了4年的中学时光。这也是我们这次寻访的起点。

1913年8月，南开学校迎来了后来被校长张伯苓赞为“南开最好的学生”的周恩来。南开校父严修也曾经称赞周恩来是“宰相之才”。他为什么能够得到两位德高望重者的一致青睐？在已经被辟为“周恩来中学时代纪念馆”的伯苓楼（东楼）二楼，我们找到了一些答案。

周恩来中学时代纪念馆馆长杨乃东接受天津广播记者采访

这座以展示周恩来的南开中学岁月为主题的纪念馆，从周恩来的童年生活“开篇”。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民国成立之前的第十三年，正是清王朝走向没落和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年代。作为迅速瓦解的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周家也日渐没落。

淮安周恩来故居（资料照片）

周恩来不满半岁时，依旧俗过继给病重的小叔父周贻淦“冲喜”。可是不久他的小叔父就去世了。周恩来称已故周贻淦为父亲，称陈氏为母亲，改称自己的生父生母为干爹干娘。除了在家塾中就读，陈氏为了把周恩来培养成栋梁之才，每天黎明时刻，就把他叫起来，教他读《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中的一些篇章。陈氏还辅导周恩来阅读了外祖父家所藏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小说。他后来深情地回忆：“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这些教育本来是要把周恩来推上传统的光宗耀祖之路：“天地君亲师”、“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这条路渐渐走不下去了。

祖父母相继过世后，这个大家庭的生活渐入拮据。但为了支撑门面，作为周家理财管事的主持者，周恩来的生母万氏不得不举债应酬，或者靠典当衣物度日。而叔伯们则为了家族生计，纷纷远走他乡。这给幼时的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的亲生父亲周贻能（劭纲），考中秀才后给人家当幕僚，当家庭塾师或者做做文书、收发之类。据现有的资料记载，周贻能为谋生奔波于安徽、河北、江苏和东北的许多地方，收入微薄。周恩来生母1907年夏天病故，周贻能没有足够的钱体面安葬，而十岁的周恩来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照顾两个弟弟和操持家务的重担。

周恩来1910年离开老家淮安去东北。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鸡鸣寺接受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勃曼的采访时，说过一段在后来广为流传的话：“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去东北的第二年，辛亥革命把皇帝拉下马。家道中落，“君”也没有了，新式教育让他重新认识了家与国，这个国不再是一人一姓之国，而是全体国民之国。

1912年10月，适逢周恩来就读的东关模范学校成立两周年，还是小学生的他写了求学期间第一篇严格意义上的作文《东关模范学校成立第二周年纪念感言》，文中写道：“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制学校耶？”在论述教育的同时，由己而家，由家到国，这个14岁少年心中家国同构的底色开始慢慢晕染。

南开学校在创办之初，创办人严修就致力于以私学普及国民教育，推动文化转型，曾言明南开育人的目标是培养“爱国志士”，而非“达官贵人”。校长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因受到甲午战争惨败的强烈刺激，立志献身教育救国事业。他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在后来被教育界人士所乐道。受到这两位爱国教育家的影响，周恩来的爱国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一个多世纪过去，周恩来就读南开中学时的“东四教室”被保留至今——这是他曾接受南开思想浸润的地方。

走进这间教室，我们感受着浓浓的历史气息。按照当年周恩来在所在班级的一张珍贵照片，这里几乎还原了当年的原貌。唯独不同的是，教室的整面后墙，如今用来展示周恩来南开中学校中作文原稿的部分影印件——一张张规格齐整的纸笺密集排布，在柔和的灯光映衬下，周恩来遒劲方正的墨迹，老师圈圈点点的批语跃然纸上。

1915年冬，周恩来在作文《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中沉痛地写道：“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强烈的爱国情愫和危亡意识溢于言表，此时在周恩来心中，从前由家出发的爱国情愫已经悄然变化为对家国命运的深重关怀。

《南开学校第十次第二组毕业同学录》中周恩来的小传

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件展品，是在“南开最好的学生”主题展厅中陈列的一本《南开学校第十次第二组毕业同学录》。这本同学录根据班长常策欧4年的班级日记整理而来，真实地展示了周恩来所在班级的发展历史。退休后，致力于南开中学校史研究的校史馆馆长杨乃东细心地发现，这其中，关于周恩来学习工作突出表现的记载多达21处，他不仅做到了从成绩“普普通通”，到毕业时的“乃属最优”，更注重拓宽视野，广泛参加校内外活动。“野跑优胜”、“速算第一”、“国文第一”，组织“敬业乐群会”、参加新剧演出……周恩来仿佛成了我们现在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

说到这本珍贵史料的发现，杨乃东提到一个人——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求学时的化学老师伉乃如。作为南开中学的元老、著名的南开“四大金刚”之一，伉乃如赏识周恩来的远大志向和敦品励学，周恩来也仰慕伉乃如先生的为人，二人志趣相投，亦师亦友，情同手足。周恩来与伉乃如及后人的情谊一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2013年，听说南开中学对外征集校史资料，伉乃如的孙子伉大器便主动联系校方，提供有价值的资料。经过多方联系，我们在河西区体院北的一栋老式居民楼中，见到了今年76岁的伉大器。

左图为画家刘洪麟根据师生合影创作的国画；右图为伉大器父母在重庆结婚时，来宾的签到旗，周恩来到场祝贺并签字（复制品）

在伉大器捐赠的文物中，有一张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参演新剧《仇大娘》的剧照，这张有着百余年历史的照片，至今保存基本完整。其中，周恩来演女角“华娥”，伉乃如饰“大仇福”。

周恩来入学时，正值南开新剧方兴未艾。由于当时男女学生不能同校，加入“南开新剧团”的周恩来因相貌俊朗清秀，在剧中扮演了一系列女性角色，并大获成功也因此一举成名。然而，饰演女主角不仅要有高超的演技，更要有勇气。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诰曾绘声绘色地回忆起周恩来演出前后的情景：“我记得有一次课间休息，我们在宿舍谈天，一个高年级的跑百码的叫王文达的同学，平时爱逗乐，把手绢挂在右边腋下学着女人走路的样子，从门外扭搭扭搭地进来，取笑周恩来。但他未予理睬，只是一笑置之。”

周恩来投身新剧的演出和编纂，是为了有趣？还是为了出风头？1916年9月，他在《吾校新剧观》中论述的观点给了我们答案——在这篇不到4000字的文言文中，周恩来指出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人民“贫极”、“智陋”、“为衣食所迫”，没有求学的机会。为了提高人民大众的思想文化水平，有必要实行通俗教育，并归结到“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 可见，刚满18岁的周恩来，是把新剧当成媒介，就像今天的年轻人用“抖音”和“快手”在传播分享思想。

周恩来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学校中西合体的教学方式，让他的思想更加开阔。国文教师们出的作文题目，甚至要求学生对亚当斯密与孟子的学说进行比较，将老子与赫胥黎的主张进行对比论述。周恩来这些学生们使用的数学、物理等教材都是全英文的，教师中也有很多是外籍人士。

周恩来上外教课时的照片，前排左一为周恩来。

在这样的教育引导下，周恩来开始涉猎西方思想家的经典著作，了解世界历史和时事。在他这一时期写作的文章里，对于“强权教育”、“共和政体”、“扩张海军”等时事政治都有论述。与此同时，因明治维新而日渐强大的邻国日本，也自然吸引了他的目光。

1917年夏，19岁的周恩来在天津从南开中学毕业了。作为一所私立学校的学生，周恩来的同学们大多家境殷实，出国留学是很多学生的一种流行的选择。经济条件好一些的，选择去欧美，家境一般的，就去日本。当然，青年人出国的目的，大多纯是为了个人的发展。周恩来也筹划去日本留学，但是他想到的除了个人的未来，还意图考察救国道路。但是由于家境困难，经费难以为继。正在为难时，好友于树德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于树德是天津静海人，在北洋法政学堂就学，与周恩来相识后，关系日渐亲密。于树德本来筹措了300块大洋的留日费用，临行前他得到了一个公费留学名额，就将自备的300块大洋赠予周恩来。又加上严修等师友的慷慨资助，周恩来的留学日本的计划终于成行。

1949年于树德应周恩来之邀到北京相聚，一阵热烈握手之后，周恩来笑着对于树德说：“我还欠你300块大洋的债务呢。要算上利息，这笔债我个人现在也还不起啊。怎么办?分期偿还，还是免去利息?”于树德一时摸不着头脑，还是周恩来提醒他：“难道你一点也不记得30年前你我一道东渡日本留学的事了吗？”

周恩来1919年春天即将离开日本时在京都与新中学会会友的一张合影，前排左二为周恩来。（资料图片）

1917年冬，周恩来踏上了异国的土地。在日本，他一边补习日语准备报考大学。一边投入留学生团体，了解不同的学说和著作，考察日本社会的现状，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由于经济拮据，后来他与十几位同学一起住进了集体宿舍，“炊爨洒扫皆自为之”，甚至一餐只吃一个菜。这种“穷留学”的生活，他在日本度过了一年半。期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其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使周恩来的思想发生转变，加之学业的不顺和严修、张伯苓由美国考察回天津途经日本时，告知了南开大学即将成立，希望周恩来能回国上大学，周恩来于1919年4月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周恩来积极投身五四运动，被捕后于狱中坚持抗争，出狱后组织觉悟社，在各种主义之中比较遴选。虽然那时他已经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但他还是要亲眼去看看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实际情况到底怎样。但是，留学的经费在哪里呢？

采访中，伉大器向记者展示了在手机中保存的《严修日记》部分内容

“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是严修出的钱，我现在找到严修写的日记，日记里头就写着所有他的款项和跟周恩来联系，都是委托伉乃如先生来办理。”伉大器告诉记者，在搜集祖父和周恩来交往的史料过程中，他有了这样的发现。而事实也正如伉大器所说，1920年10月，严修举荐周恩来和李福景赴法国留学，并捐款7000银元设立“范孙奖学金”予以资助。当时的南开作为私立学校，尤其是1919年后，为建立一所高水准的南开大学，严修经常为筹措经费，在各地艰难奔走，但校方对周恩来的奖学金支持却从未中断过。为资助周恩来，严修还特别在严家帐目上为周恩来立了户头。周恩来后来曾经动情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这话是颇有见识的。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在座者无不感动。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赴法

周恩来1921年1月5日由巴黎到伦敦，开始对英国作“社会实况之考查”。他认为，伦敦是世界政治商业中心，是世界的缩影。由于伦敦生活费用大，他决定投考位于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大学。1月25日，周恩来致信严修，禀报办理入学手续之事，并谈及欧洲现状时说：“法受欧战影响为最大，战地恢复旧观至今日犹不能达百之五六，满目疮痍”“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

尽管生活拮据，周恩来还是依然坚持考察了英国工人罢工的情况，看到了一战对于社会的破坏；他回到法国，看到了法国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不管他看到什么，他最终联想到的，都是自己的祖国。在他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弟虽以各居一月之经验，然积压亦正不少，谈来殊恨不知从何说起。总而言之，英人重实利，法人重自然，此为世界之公言也，产业之振兴，应用工艺之科学，法不如英，应用于农业上，则英不如法。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谈到旅欧的目的，他表示“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于吾民族间者。”

周恩来对世界的全面了解，在这个阶段就显露出博大的胸怀。这不仅是他最终选择“主义”的基础，也是他日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卓越的外交家，沟通中外，广交朋友，维护民族利益和国际和平的基础。党史专家金冲及说：“周恩来少年时在日本近两年，1919年回国。1920年起到英国、法国、德国，一直到 1925 年才回来。因此他对现代化社会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1954年5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带去了新中国拍出的第一部彩色(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了让与会代表和新闻记者了解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气象。正当工作人员为 “外国人不懂中国的越剧”而无计可施时，周恩来指示在请柬上写上：“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结果，《梁山伯与祝英台》受到了外国观众的喜爱。一位美国记者甚至说：“这部电影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谈到20世纪70年代初他秘密访华的经历时说，“那可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那时有关中国的知识全部来自班子里的助手给我准备的那一堆材料。当时，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是，当我与周恩来在一起会谈时，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两位大学教授在探讨国际形势，互相启发，谈笑风生。周恩来了解国际形势的深刻程度是惊人的。”

“他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含蓄、敏感的风格帮我们克服了曾互为仇敌的两个大国间新型关系中的很多隐患。中美和解起于冷战期间的一种战术，后来演变为新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们双方都不抱幻想能改变对方的基本信念——我们的对话得以进行正是基于这一点。但我们也声明了双方的共同目标。这些共同目标在我和周恩来都退出历史舞台后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最大荣耀。”

真 与 实

回望历史，真理的认识从来不是天生的，而往往要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反复对比才能最终确立，真理也不是教条，而是立场和方法，必须与实践、实际结合。当时的周恩来正是具有这样一种精神。

采访中，记者在周邓纪念馆里见到了年代最久远的一件文物——来自1914年的一枚珍贵的纪念章。这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参与发起组织的敬业乐群会的徽章。透过这枚纪念章，中学时代的周恩来，走出校门接触社会实际生活的脚步。

1915年10月18日和23日，周恩来组织敬业乐群会的会员参观团，到天津的水产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及几所小学参观，了解当时的教育情况，参观后，一场关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观点大讨论在一群年轻人中间展开。这件事后来被记录在南开中学1916年出版的第四期《敬业》杂志上。这得益于作为校长的张伯苓的一贯主张，学生在学校不单是读书，而且要学会办事，培养管理能力。

而多年之后，周恩来探究真理的脚步又烙印在邻国日本的土地上。

“求学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呢？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1918年2月4日，周恩来的日记中如此写道。其实旅日期间，他非常留心观察日本社会。

在国内，周恩来曾受到一种流行观点的影响，以为日本那样的“军国”道路未尝不是救国的一种办法。他也相信过贤人政治，认为只要执政者崇尚教育、振兴实业，国家便不难转弱为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周恩来对日本社会的认识有了变化。

1918年7月下旬开始，在周恩来中途回国探亲的一个多月里，发生了席卷全日本的“米骚动”事件，起因是由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后在国内大量收购军米，引起米价暴涨，严重影响人民生计，生活无着的人民开始袭击米店抢夺粮食，最后，被日本政府以武力镇压。回到日本后的周恩来面对眼前的事实感到震惊，过去他和许多留日学生把日本看作中国学习的榜样，但残酷的事实、日本劳苦大众的斑斑血迹，让他看到了日本社会内含的贫富不均和不平等。

日本社会的现实让日本式“富国强兵”军国主义模式走向异端，周恩来自然而然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俄国，对十月革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9年1月，河上肇创办的月刊《社会问题研究》出版，开始连载他自己撰写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河上肇是京都帝国大学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曾编辑出版过私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周恩来比较赞同其中的社会主义观点，还经常把这本书带回家阅读。1918年10月20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1936年，周恩来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回忆说，在赴法国之前，他便读过《共产党宣言》。的确，不仅如此，当时那个渴望真理的青年还认真学习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也见过陈独秀与李大钊，更在北洋政府的狱中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学说……较之身边很多进步青年，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都更深入和透彻。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抱着谨慎的态度，坚定决心要到巴黎公社故乡“对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

和一般旅欧勤工俭学的同学情况稍有不同，刚开始，为《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的周恩来主要靠稿费和教育家严修的资助生活，从而腾出时间和精力来考察欧洲各国的社会综合情况，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在比较了当时比较流行的俄、英两种改革社会的途径后，周恩来对比中国的情况做出思考：“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从“中和”二字，可见：周恩来最初认为，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更适合将俄国的十月暴力革命和英国的渐进社会改良，二者调和加以借鉴。但一战后欧洲急剧的阶级斗争很快就促使他觉醒过来。

长期以来，许多人把欧美的资本主义强国看作仿效榜样。可周恩来对欧洲印象最深的不是发达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动荡。

相较于赴日之时，周恩来在思想上成熟了许多。在长达80多天的英国煤矿工人举行的同盟罢工中，周恩来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先后写了九篇通信，介绍工人阶级顽强斗争的同时得出结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这是周恩来赴欧后所做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通过这次考察，他的思想认识又有了进一步提高，他认定：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道路才能真正拯救中国。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直发展成为周恩来漫长生涯的一个思想特点。1928年，对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意见，认同走俄国道路的他说，中国与俄国的国情不同，在中国“农民是占了重要的分子”，这“与俄国不同”。当时会议记录上简单明了的这么几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周恩来当时的认识，即不能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指导中国革命，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形势，先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土地革命，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利的。建国后，他倡导“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对各种形式主义。1958年“大跃进”后，他主持三年调整，医治狂热后遗症，拯救了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中，他抓革命促生产，维持了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外交方面促成了中日、中美建交。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竭诚帮助邓小平复出，为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1975年9月。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几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连散步的力气也没有了。9月20日，不得不进行手术。当天下午，周恩来即将进手术室之前，拉着邓小平的手久久不放。然后，他环顾左右，高声对在场的人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不 变 了

1922年3月，24岁的周恩来在给觉悟社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这是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后昭告友朋的誓言，一字一句，掷地有声。但这理想的选择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因为来之不易，方才信之弥坚。

坐落在天津市河北区三马路的三戒里，三个青砖木结构平房组成的小宅院，依旧保留着清末民初的建筑风貌，其中，4号院是当年觉悟社的旧址。1984年，这个不起眼的小院被建设成为如今赫赫有名的红色纪念馆，成为天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觉悟社纪念馆中，一张被放大的黑白合影，记录下了一张张充满青春朝气的脸庞。他们神色凝重，目光坚定。这张照片是1920年8月，周恩来等人在结束了5个多月的牢狱生活后，觉悟社年会的最后一天，参会的觉悟社部分成员共14人在鼎章照像馆的合影留念。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曾经那个关心国家民族危亡，积极参与进步学生运动的周恩来，已经成为一名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战士”，距离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越来越近。而当时的他还不知道，在这个团体中，包括另外6人在内的共20位社员，和被后人所知的9名社友，在后来的日子里，因为不同的选择而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倒带历史，一幕幕过往的片段又在我们眼前闪回——

画面里走来了觉悟社中年龄最小的邓颖超。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她，第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同年与周恩来结婚。奉党的指示在广州开展妇女运动，从此结束了她曾经的教学生涯，与周恩来共同为革命奋斗一生；

画面里走来了振臂高呼的马骏。作为我国第一位回族党员，１９２２年，他到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创建东北党组织。1927年，年仅32岁的马骏临危受命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后遭叛徒出卖，次年2月15日就高喊着“打倒卖国军阀！共产党万岁！”倒在敌人的枪口下；

画面里走来了大义凛然的郭隆真。1930年11月2日，她在青岛一公园突然被捕时，表面是一名普通女工，实际上担任青岛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肩负着重建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任务。而这已经是她第六次被关进反动政府的监狱了，不过跟前几次不同，这次她再也没能重获自由。在各种酷刑面前她坚贞不屈，牺牲前留给世人一个斗志昂扬的笑脸；

紧接着，画面里走来了放弃政治活动,留在法国专心读书的“中国第一个女博士”张若名；走来了虽有进步思想，但终究难与封建家庭决裂而含恨离世的张嗣婧；走来了1927年双双加入国民党，为沟通国共双方高层之间接触，进行联合抗日谈判而奔走联络的谌小岑、李毅韬夫妇；也走来了选择报考艺术院校，突破封建势力羁绊，第一个与男生同台演出的女演员吴瑞燕……一张张面孔勾勒出20世纪初中国最早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迥异人生。

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周恩来面对人生的无数种可能，选择远赴欧洲寻找心中的答案。就当他在广读博览中涉猎各种学说思潮，观察社会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的时候，国内的共产主义小组已经在多地相继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成员之一、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和妻子刘清扬与周恩来同月到达法国。这对夫妻，一个在五四运动中十分活跃，与周恩来在陶然亭聚会上有过一面之缘；一个是觉悟社社员，与周恩来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不久之后，他乡遇故知的喜悦，让三人常有往来，交流思想、讨论问题。而此时的张申府除求学外，还肩负着另一个任务：临行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他负责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得知此事后，周恩来立刻表达了加入的愿望。

1921年3月，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并在巴黎参与旅欧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2年3月，周恩来致信国内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叙述自己一年来旅法收获和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就在当月，国内传来觉悟社社友黄爱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的消息，周恩来悲愤之下，写《生离死别》诗一首，宣示了自己为实现理想不惜流血牺牲的坚定信念。诗中写道：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

此后，不管在生命历程中有多少疾风暴雨、起伏跌宕，周恩来都把全部精力和才华奉献给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奉献给人民，始终不忘初心，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说：“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