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主潮之一，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影响及于全国。除左翼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上海外，在中国革命的北方重镇天津，左翼文化运动也实现了蓬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左翼文化运动为何在天津如此活跃，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一、深厚的革命传统      

从20世纪初开始，革命传统就深深地植入了天津的文化肌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期间，天津社会各界以不同方式积极参与，书写了革命的华章。特别是“五四运动”爆发后，以周恩来、马骏、邓颖超、郭隆真、刘清扬、于方舟、李培良为代表的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发起成立觉悟社、新生社等爱国团体，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埋下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火种。1927年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成立，领导北方革命工作，进一步凸显了天津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1930年3月，华北无产阶级文化同盟在天津成立。1931年10月，作为天津左联和社联前身的天津青联读书会成立。次年8月，又在天津左翼作家联盟、天津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天津左翼戏剧家联盟、天津左翼美术家联盟及天津青年社、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的基础上，成立天津左翼文化同盟（简称“文总”）。几代革命者数十年来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形成了深厚的革命传统，为左翼文化运动在天津的蓬勃开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二、林立的新式学堂      

天津是近代中国最早创办新式学堂的城市之一。传播进步思想，培养优秀人才，是新式学堂的重要宗旨。以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河北女子师范学校）、法商学院等为代表的各类学府，秉承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成为广大爱国青年求学、修身、励志、成才的重要园地。林立的新式学堂，是革命的摇篮和左翼文化运动的阵地。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天津的各类院校先后成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通过创建青联读书会等形式，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并培育革命理想。除党团员外，许多进步教师也积极参与其中，营造了浓厚的左翼文化氛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南开大学、北洋大学、中西女学等22所学校于1931年9月22日联合发起组织了天津市学生抗日救国会，发表《泣告同胞书》，号召全市人民团结起来积极抗战。南开大学学生社团新人社更名为学生刻苦团，“愿以终生努力，以雪国耻”，不久又更名为抗日救国团。      

三、发达的报刊传媒      

晚清以降，天津一直以新闻出版业发达著称于世，成为中国北方首屈一指的报刊传媒重镇，表现为知名报刊数量众多、发行面广、影响力大。而且，以《大公报》《益世报》等为代表的报刊传媒，坚持不畏官、不媚商，忘己无私、秉笔直书的独立品格。爱国进步报人胡政之、吴云心、姜公伟等，在各自主持报刊上任用拥有共产党员或左联成员身份的编辑，使《大公报》副刊《小公园》、《益世报》副刊《语林》、《庸报》副刊《另外一页》等持续关注左翼文化运动，发表左翼文学作品，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园地。谢冰莹、韩麟符、曹京平（端木蕻良）、王余杞、邵冠祥、曹镇华等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还创办了《天津文化》《星星》《夜鹰》《南中学生》《当代文学》《诗歌月刊》《诗歌小品》等左翼文艺期刊，不断扩大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些期刊或遭当局查禁，或由于资金紧缺，创办时间大多不长，体现出左翼文化生存的艰难。创办者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为天津左翼文化运动保存了实绩。      

四、独特的城市品格      

除以上三点外，天津独特的城市品格也成为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水陆码头和港口城市，天津的居民五方杂处，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均体现出明显的移民化特征。来自不同地域和文化群落的移民，将形形色色的文化习俗和生存理念植入天津文化的土壤之中，并在相互间的碰撞与磨合中实现交融，从而形成天津文化的流动性与包容性并存的基本形态。特别是后者，使对天津城市品格的理解，必须超越表面的发达工商业形态或雅、俗、洋文化三足鼎立的格局，关注其内在的对不同文化的许可和接纳。正是源于包容性这一城市品格，使得左翼文化运动在天津拥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同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的政治环境，也为左翼文化运动的活跃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研究者指出：1928年天津设特别市后，权力为阎锡山、张学良和宋哲元所控制，三派轮流委任天津市长，10年间先后更换了12人。左翼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往往利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不断为左翼文化的生成和拓展开辟阵地。      

综上可知，尽管生存艰难，空间狭小，但左翼文化运动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和党团员及爱国进步青年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使左翼文化扎根于天津的城市文化土壤之中，成为民族与时代的伟大精神遗产，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