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少奇在天津期间主持的北方局工作，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表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即刘少奇）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馆员何桂芹老师给记者讲述刘少奇在天津工作的故事时，介绍了这句最具分量的评价。

刘少奇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36年春，为贯彻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来津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领导华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天津的故事，也就是从“惠兴德成衣局”开始的。

“惠兴德成衣局”是坐落在和平区黑龙江路隆泰里一间裁缝铺，地处法租界，享受治外法权，国民党、日本特务不敢贸然进入，而老板王惠也老实本分，谨言慎行，地下工作者可以以顾客身份为掩饰自由出入。刘少奇初到天津，以茶叶巨贾的身份作为掩护。入住“惠兴德成衣局”后，身份变成了南开大学的“周教授”。

何桂芹介绍说，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后，首先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抗日主张，号召建立华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社会各界一致对外，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

“当时驻守天津的是国民党二十九军宋哲元，学生们进行游行的时候就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刘少奇劝说学生们改变策略，将口号变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29军抗日。让处于主战和主和思想摇摆之中的宋哲元最终下定了抗日决心。1937年芦沟桥事变中，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打响了抗日战争第一枪。”

在天津期间，刘少奇从北京草岚子监狱接出了多名党员同志来到天津工作，并不断扩大党组织、发展党员，至1936年底，华北地区党员数量已发展到5000人左右，其中，天津党员数量由年初的30人左右增加到400余人。

由于刘少奇同志的努力，天津党组织改变了以往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使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1937年2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机关迁至北平。对于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党中央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树立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典范。

刘少奇离津时，王惠将一件中式长袍赠送给了刘少奇，刘少奇则回赠了两把木椅。新中国成立后，王惠将这两把木椅捐献给了国家，现在作为刘少奇在津从事革命活动时的珍贵文物，保存在国家博物馆里。

今天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就是当年的“惠兴德成衣局”，馆内面积虽然不算太大，却尽量还原了当年一楼的“惠兴德成衣局”以及二楼刘少奇生活的居室。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4月10日至5月7日刘少奇又来到了天津，当时，天津已顺利完成接收，但天津工商界人士由于不了解共产党政策，有的还听信了反动宣传，害怕没收，担心挨斗，人人自危，导致市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

为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香山之后，毛泽东要刘少奇赶紧去天津。1949年4月10日晚9时，刘少奇一行抵达天津，在听取了贸易、复工复业、劳资关系、工人失业等问题汇报后，便从5月11日开始，分别视察中纺一厂、自行车厂、灰堆子纸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汽车修配厂，直接接触工人和私人业主，并邀请天津市一些颇负盛名的资本家座谈，刘少奇详细讲解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政策，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误解和疑虑，推动了党的城市工作，发展了生产，恢复了经济。尤其是在天津，果真是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天津的工商业得以迅速恢复，主要工业生产行业，在六七月以后即恢复到解放前的水平。1949年4月初，天津市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只有293户，到同年9月，就发展到3800户，增加了近12倍。

刘少奇在天津20多天调查，对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初期，如何进行城市民主建设提出了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完整设想，指出管理好城市的关键在理顺“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城乡关系、劳资关系、内外关系、公私关系。这对于中共在全国执政初期，政权建设、民主管理、革命党向执政党升华是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