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觉悟社纪念馆位于河北区三戒里。馆长马媛介绍，2019年纪念觉悟社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觉悟社社员谌志笃之女谌曼玲捐赠了一件珍品──父亲社员代号印章：“武陵”（数字“50”的谐音）。

觉悟社20名成员，每人都有自己的代号。在纪念馆复原陈列室内，展示了社员们抓取各自代号所用的铁盘和纸阄。基本陈列中，详列各成员号码和谐音代名。“当时20个人抽取50个数字，周恩来拿到的数字是‘5’，谐音代号‘伍’或‘伍豪’。年龄最小的邓颖超抓到的是‘1’，代名‘逸豪’。谌志笃抓到 ‘50’，取名‘武陵’。”马媛说。

“在五四运动前后全国涌现的各个爱国进步团体中，天津觉悟社有两个形式上的明显不同之处：一是建社之初男女社员均为10人，破除封建思想束缚，体现男女平等，当时受到李大钊大力称赞；二是成员以数字代号对外，强调隐秘。”曾长期研究觉悟社历史的市委党校文史部副主任徐娜介绍，觉悟社组织严密，入社条件非常严格，要有“牺牲”“奋斗”的精神，还要有三人以上的介绍，介绍人必须对被介绍者的优缺点做详细报告，经全体社员讨论同意方可入会。社内经常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成立觉悟社，源于1919年8月下旬周恩来等赴京请愿，解救被捕的天津请愿学生。学生获释后，9月2日，周恩来与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部分成员搭乘一辆客货混合慢车回津，大家一路讨论今后斗争方针。周恩来主张，从两个学生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更严密的核心团体，这一倡议得到大家赞同。9月16日，在天津学联办公室，觉悟社正式成立，周恩来是实际领导人。

周恩来在《觉悟》创刊号上发表《雨后岚山》等用的就是“伍”的代号。后来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赴欧洲勤工俭学，通信和发表文章仍用社员代号。比如，周恩来无论是在表明信仰──“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的要为他宣传奔走”──还是介绍英法等国社会情况的信件中，均用“伍”的代号。觉悟社社员代号，成为那段残酷斗争岁月的特殊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