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爱国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天津爱国青年学生同各界群众一起奋力投入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勇敢地冲在斗争的最前线，对全国五四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革命高潮的兴起培养骨干力量，在天津革命历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一、赢得爱国斗争的胜利      

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在天津各界群众尤其是爱国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5月5日，天津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行动起来，通过集会、演讲、发通电等方式，给北京学生爱国行动以最早的声援。5月28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统一领导下，天津北洋大学、直隶法政学校和南开学校等15所大中学校1万多名学生举行罢课，要求北洋政府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释放北京被捕学生，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在学生爱国热情的影响和推动下，天津各界各阶层群众也积极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天津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6月9日，天津学联召开公民大会，各界群众2万余人参加。6月10日，全市商界总罢市，人力车工人总罢工，平日车水马龙的街市立时变得冷落萧条。近在咫尺的天津出现的“不稳之象”，令北洋政府深感不安，再加上受当时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热潮的强烈冲击，使本来就穷于应付的北洋政府更加惶恐不安，他们不得不下令释放被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6月中旬，北洋政府无视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天津人民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6月20日起，天津学联、天津织布工人联合会、天津电车工人联合会、天津总商会相继组织了罢课、罢工和罢市活动，以表示对北洋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强烈抗议和不满；27日，马骏、刘清扬等10名天津代表同北京、山东、山西等地代表联合赴总统府请愿。经过持续30多个小时的据理力争，6月28日，徐世昌被迫接见各地请愿代表，答应拒签巴黎和约的要求。天津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赢得了五四运动的胜利。      

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在五四运动期间，天津知识分子学习研讨新思潮活动蔚然成风。《新青年》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受到天津进步青年的欢迎。同时，天津反映新思潮的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吸引了各阶层的许多读者，逐渐形成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南开学校1919年5月26日创办的《南开日刊》，相继发表了《思想革命》《中国劳动家庭该怎样去做》《青年思想根本的改造》《布尔扎维司目同布尔什维克》等文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联合创办的《平民杂志》、北洋大学出版的《北洋日刊》、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出版的《醒世》（周刊），都发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这些进步刊物作为当时天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对于促使广大青年学生和先进分子了解、接触并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四运动后期，各种进步社团的出现使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觉悟社成立于1919年9月16日，主要成员有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20人。新生社成立时间稍晚，主要成员有于方舟、韩麟符、安幸生等10余人。觉悟社和新生社共同的宗旨是：关注民生问题，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为改造中国而奋斗。在觉悟社和新生社社员们的共同努力和积极推动下，1922年底，天津成立了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会在公开发表的宣言中郑重宣布：“我们相信改造社会必须有一定的目标，才有能发生效力的希望。我们的目标便是马克思主义。”至此，在天津的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中形成了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有效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影响，为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培养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      

五四运动期间成立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等学生爱国团体，组织学生冲出校门走向社会，开展爱国演讲，张贴反帝标语，愤怒声讨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在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以及抗议军阀当局镇压爱国群众等斗争中，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郭隆真、张太雷、于方舟、邓颖超等领导天津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开展请愿斗争，进行示威游行，一批先进青年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和考验，迅速成长起来，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天津的建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好了准备。      

在五四运动中，天津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已经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看到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自觉地投身于工人运动之中。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张太雷、于方舟等就开始重视理论宣传与工人实际斗争相结合的方向，提出了“成立各种组织各种工会”的主张与“知识阶级和劳动阶级接近”的号召，有许多青年走向社会开办平民夜校、国民半日学校、工人星期日学校等等，并到塘沽工人区和郊县等地开展工农教育。五四运动后，张太雷会同部分觉悟社成员，在天津和唐山等地开展工农运动，使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天津工农运动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为天津地方党组织的成立创造了重要条件。1924年9月，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天津的革命运动历史开启新的篇章。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副校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王永立。